中国复兴与基业长青

最近在琢磨企业和国家长期保持竞争力的秘诀。

《基业长青》里面提到的观点，就是为什么小公司总是有机会，因为大公司的惯性一定是在自己的既有市场、组织中寻求效率最优。

很多大公司不是死于效率低，而是效率过高
PMF 是 product-market-fit，很多大公司在 product 的环节效率很高，但是很不幸是 market 变了。

不论是之前的中型机、小型机、微机的故事，还是柯达、数码相机、智能手机的故事，都是重复印证这个道理。

有意思的是拿这个来看到中西方的竞争关系。

中国的优势：
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，巨型国家的组织效率和千年组织效率的沉淀，决定了这个国家在运行效率和平稳性上一定都是地球最强。比如高铁，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那个资源、国土、人口密度可以开展大规模高铁调度的社会实践，这就决定了一旦中国在高铁上发力，就肯定是全球最强。

中国的劣势：
我们发现，不论西方产生什么样的创新，一旦中国学会了去规模化，一定会做到的都是成本最低、性能最优。这个是由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」和「巨型国家」这两个要素决定的。这个和企业失速的原因类似，就是这种生产关系决定了在一个被验证的模式里面走到效率最优，但也是因为其市场的确定性和稳定性，颠覆式创新的可能较少，比如社会关系的颠覆式创新。

西方的劣势：
毋庸置疑，任何一个规模化优势的领域，不论是科技、执政，西方都不会比中国更优。虽然过去曾经在中国的衰败期短暂的超越，但中长期来看，西方在这点上无法占据足够优势。

西方的优势：
正是因为西方市场多元，要面临到的各国的竞争、整合难度都很高，同时组织形式不适合大规模效应的整合出现，西方更容易在内部演变出颠覆式创新。比如大航海时代、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、文艺复兴等等，都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整合能力，在边缘地带容易冒出一些和原体系完全不一样的创新出现，同时也不会被规模化的整合被掐断在萌芽之中。当中国在既有的权威体制治理模式下运转到极致的明清时期，西方的边缘地带和边缘国家出现了影响整个 19、20 世纪进程的资本主义革命。谁知道，后面西方会不会产生这些新的颠覆式创新的形态呢？

最后，说回来，其实从这个角度，就更能看清楚中西方各自的优势与劣势，也可以帮助我们彼此学习和找到自己相对稳健的发展模式。